从春分到立夏,在沪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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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以食为天”：市场失灵与行政缺位。

1、市场失灵

抢菜上海滩（3月28日-4月5日）

3月27日晚上8点，浦东发布公告自28日3时起至4月1日3时止黄浦江以东区域实施全面静态管理，公告发布后市民蜂拥至超市、菜场和便利店，将各类食品抢购一空。3月29日，浦西人民也加入抢菜大军。这个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二十天后他们还没能再迈进超市和菜场的大门。

上海和江南地区的人们很小有大量囤积食品的习惯，因为日常购买生鲜食品非常方便而且新鲜，尤其是在讲究春鲜的三四月。因为公布管控的时间段非常清晰，浦东、浦西各五天的时间，市民大部分也是按照五天到七天的量购买物资，这期间刚好是清明节放假，开始似乎跟假日没什么区别，心态正常等候解封。结果4月1号，浦东没有解封，4月5号，浦西依然静态管理，随着食品消耗完，发现吃饭成了问题，买不到菜了。智慧的上海纷纷下载“叮咚买菜”、“美团外卖”、“盒马生鲜”，满屏的买菜APP，每天早上6点爬起来抢菜，但是难度堪比中彩票……,官方通报来了，是运力不够，平时走街串巷的快递大部分都被封在家里了出不来，所以没法配送。政府决定让处于管控中快递小哥尽快走出来上岗，但是，万人的买菜送菜问题是快递小哥就能承担起来的吗？依然很难抢到。

“我的团长我的团”：团购风潮

不得不佩服上海市民的商业头脑和自救能力，各小区迅速出现了各种买菜团，各路高手各显神通，买菜团、水果团、牛奶团各种团，虽然价格是高，但长期商业环境熏染的市民们在无米下锅无菜可吃的时候也选择了接受，食品在此时是稀缺品嘛，自然价格就高起来了，供需关系决定价格。

“阳光下”的交易

快递小哥从管控区出来了，另一个业务出现了：跑腿。跑腿费从-不等，甚至还出现了-0的跑腿费，一些抢不到菜的、断了香烟的、要喝可乐的，只能让快递小哥跑腿代购。不和谐的声音也很快出现了，一些快递小哥坐地起价，甚至还有代购的加价，跑腿费另计，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另外一些人租用保供企业的证照，大量囤积蔬菜猪肉等物资，然后以加价出售给小区团购，被查时发现毛利竟然%！

还有更令人咂舌的事情，宝山区一个街道集中采购的蔬菜盲盒，竟然在闵行区出现在一个小区的团购中，上面的不干胶还没有被撕掉。嘉定区一个社区团购的竟然是区政府配发的物资，后来辟谣说是搞错了。还有一个社区，辽宁省捐助的蔬菜因没有及时配发给居民，扔进了垃圾箱，社区的解释是烂掉了……。类似事件不在少数。

团购如火如荼，快递小哥风风火火，大型超市连锁却没有营业，京东的物流还在“肠梗阻”，食品价格依然高高在上。4月16日，团购和跑腿外购的食品价格大致是：鸡蛋50-60元/30个，面粉5-6元/斤，大米5-6元/斤，上海青15-20元/斤，粑粑柑元/7斤……，大致是平日的2-3倍。

2、市场为什么会失灵？

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交易有三个要素：市场主体，也就是供需双方；市场客体：可被交易的商品；交易条件：购买欲和需求。这是在自愿自由交易的条件下，交易可持续。但疫情期间尤其是初期，市场为什么失灵？一是交易途径被阻断了；二是信息不对称，需方被封控在家里，线上渠道满足不了需求，供方要么在仓库要么在车上，找不到需方；三是垄断，由于信息不对称，供方只能选择出售给有在管控期间有渠道的人（类似于解放前的资本家买办），需方只能自行组织找团长，团长是另一个有渠道的人。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必然产生高价，因为需求太多，供给太少，供需矛盾极为突出。

这种市场交易模式，似乎也可以称为“黑市交易”。因为原本的供方不能供货了，原本的交易途径被阻断了。所以即使在日军占领上海、和年上海解放前夕经济崩溃的年代，只要有美元、金条，仍然可以买到巧克力、咖啡和牛肉。

昨天抖音上看到一个小姐姐的视频：某小区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老大爷找跑腿的买鸡蛋，跑腿的坐地起价不仅加收了跑腿费，还额外索要鸡蛋加价，老大爷说保存好证据，疫情结束后报警。这位小姐姐竟然评价说老大爷过分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这样告跑腿的小哥，那需要的人就不好找跑腿的了。真是佩服这位小姐姐的商业逻辑之精妙，她可以不知道“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疫情期间不得囤积居奇谋取暴利，否则按非法经营罪处罚的司法解释”，她难道不懂“趁火打劫”和“坐地起价”也是违背正常交易道德和公序良俗的吗？真的是人在都市，心在丛林。

2、政府缺位

民以食为天，在特殊时期，保证市民的吃饭吃菜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市民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怎么配合抗疫？

政府解决疫情期间的市民物资供应保障问题有三种途径：一是打通市场的阻断环节，尽快恢复市场供应。二是加强对违法交易的管理，打击非法经营。三是特殊时期政府代替市场，政府采购向居民配发必要生活物资。

或者三种途径同时进行，在满足市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条件下，再满足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

首先要解决“胃积食”与“肠梗阻”

疫情发生的初期，由于上海进入全面静态管理之后，大量运送物资的车辆被堵塞在高速公路出口，主要原因是没有疫情保障物资通行证；疫情发生一段时间后，各地向进入上海方向的运力突然紧张，主要原因是货运司机到上海送货后返回当地要被隔离14天，严重影响市场运力供给；阻塞在高速公路出口的货运车辆还没消化完，上海疫情迅速扩散到周边的江苏的无锡、苏州、南通等地，浙江的嘉兴、杭州及安徽部分地区，恰恰这些附近地区是上海蔬菜的主要供应地，上述地区的管控措施升级也严重影响了蔬菜和农产品供应；上海本地的崇明、奉贤和浦东远郊，也是上海市内蔬菜供应基地，菜农也面临着无法向市区运出的问题。再就是市区的仓储问题，很多电商的物流仓因为员工感染而被关闭暂停运行，进一步加剧了“胃积食”的问题。

解决物流仓储的方案并不难，在毗邻上海的地方临时开辟货场和转运中心，外省市车辆集中在转运中心卸货后返回，然后由上海市内保供车辆向市内二次转运，有效避免了外省市车辆上海方向运力不足的问题。

上海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市，习惯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首先要让市场阻断的结点重新畅通起来。上海目前缺物资吗？答案是并不缺。疫情发生后，除了四月初的几天高速封堵运输车辆无法进入上海以外，后来全国的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运至上海。但是到现在为止，仍旧距离买菜自由很遥远，价格仍然很高，仅仅依靠快递小哥完成最后一公里是非常困难的，配送效率太低，每天的网上买菜，依然是“拼手速”，短暂的几分钟过后就显示“今天的运力已经排满”。

正常的市场体系建立不起来，“黑市”就必然有其生存空间。正常的市场开始运转起来了，黑市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生活物资保障体系

疫情发生后没有看到上海本地大型商业企业的身影。上海作为两千多万人口的商贸及其发达的城市，也有很多著名的大型连锁商业，例如百联集团、农工商集团，也有光明集团、大润发，为什么既没有看到这些大型商业连锁企业营业，又没有看到他们在保供运作呢？匪夷所思。政府应在疫情发生，管控升级的第一时间计划物资供应的问题，充分利用大型连锁商业企业的渠道优势、网点优势、市内物流配送优势，着力来解决民生物资保障的问题，这些大型商业企业有充足的货源信息和产品信息，这要比社区的团长们到处寻找货源和运力有效率的多，质量也有保证。

兄弟省市是如何做的，可供参考

说一下江苏的城市在疫情期间是如何保障居民生活必须品供应的，曾经在江苏连云港经历年的疫情，连云港的具体保供方案是首先在疫情开始后，依托本地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家得福，由市政府和商务局人员派驻，协助和监督超市组织货源，家得福的所有超市疫情期间正常营业，市民每户每两天允许一个人外出到指定的家得福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所有的生鲜食品均打包销售，每个区域内的小区错开外出购物时间，超市及时疏导和限制人流量。同时组织超市物流专用车辆直接到郊区县的菜农收菜。所以在整个疫情期间没有出现短缺和食品价格暴涨的情况。

再说一下南京，南京去年一轮疫情比较严重，南京的做法是所有以一幢楼或者一个单元封控的，所有物资均由区政府统一采购并由街道和社区配发到户，居民不得出户下楼；管控区的居民物资也是由政府采购配发，但是不送上楼，每户派一人到指定地点领取。政府的保障物资每两天一配发，每次配发的物资是搭配好的，既有各种青菜、水果、肉蛋、鸡鸭等食品，也有手纸、牙膏、洗衣液、消毒液等生活必需品，完全能够满足足不出户的需求。苏州和无锡也是类似的做法，苏州还向不能烧饭的群租户、单身公寓等特殊群体发放盒饭或方便食品。

可能有人会说上海的人口比南京多三倍，不具有可比性，总人口确实比南京多的多，但是上海也是一个区一个区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组成的，相应的街道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也多，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只是解决市民疫情管控期间生活物资保障的思路和出发点不同，即使因为上海人口多，财政负担比较大，也完全可以采取政府采购配发，按照成本价销售的方式解决。上海也有政府物资的配发，但极不平均，是以街道和社区为单位采购配发的，有的行政区有的街道配发的多一点，有的就少一点。我目前所在的杨浦区长海街道自4月1日开始封控，4月5日发了一次：一颗卷心菜、五个土豆、三根黄瓜、三根玉米、两斤青菜。4月15日发了一次：一袋10斤的大米，一桶2斤的食用油。再说一下特殊群体，住在群租房的人，因为政府配发物资是一户一份，如果一户几个人合租，那么只能这几个人分掉，有一些群租房的人温饱都成了问题。还有一些年级比较大的老人，配发的物资不够，年纪大了又不会使用手机抢菜买菜，得到的帮助不够，政府和社区居委应细化工作，切实帮助这些特殊群体。

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虽然政府不应成为市场的主体，以行政手段代替了市场机制，但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政府行政手段确实短期内效率最高的，是能解决问题的。政府的作用和目的不是取代市场，是解决特殊时期的民生问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政府不应当缺位。

（未完待续，感谢阅读）